唐太宗所以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,还因为他善于纳谏兼听。他曾问魏征,人君怎样才能明,怎样才是暗。魏征回答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”。他很赞成这个意见,要求群臣知无不言,并虚心采纳。他非常重视谏官的人选,提高他们的地位,鼓励群臣敢于犯颜直谏。公元630年他征发民工修建洛阳宫,张玄素上书谏诤:“今日财力还不如隋时,人民元气未复,要役使他们,恐怕比隋炀帝还伤残百姓”。唐太宗说:“你认为我还不如隋炀帝,那我比桀纣如何?”,张玄素说:“工程若不停止,就是跟 桀纣一样的乱政。”唐太宗认为他的话有道理,下令停止修洛阳宫。魏征是最直言敢谏的人,他据理力争,即使引起唐太宗盛怒,也神色不变。太宗说:“征每犯颜切谏,不许我为非,所以我敬重他。”后来魏征病死,唐太宗大哭说:“用铜为镜,可以正衣服。用史作镜,可以知兴亡,用人作镜,可以知得失。我一直珍视这三面镜子,予防自已的过失,现在魏征死了,我丧失一面镜子了”。
贞观年间,唐太宗将儒家的最高理想均田制付诸实行,为了减轻人民负担,又实行了租庸调制,加之政治清明,刑法宽平,人民能在安定的条件下致力生产,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。贞观三年,全国大丰收,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,全年才判死刑 29人。以后又连年丰收,米粟每年不过三、四钱。出现了马牛布野,外户不闭的太平景象。自长安至岭南,行客不需自带粮食,沿途可以得到充分供应。有的地区农村,对过路旅客厚加招待,临行时还赠送礼品。
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,唐太宗继位前后,边疆上威胁最大的是东突厥。唐建立后,东突厥支持北边割据势力与唐军作战,阻挠国家统一。太宗初继位,颉利可汗认为有机可乘,带领10万骑兵深入到长安附近,唐太宗只能采取防守的政策。公元629年东突厥由于内部矛盾,陷入分崩离析状态,唐太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,派李靖、李勣率十几万精兵分道出击,大破东突厥,俘虏了颉利可汗,灭了东突厥,解除了北方的边患。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“四夷一家”的开明政策,在战争后,无论是被征服的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,仍让原来的首领统治原来的地区和人民,还以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,结成亲眷,其中以文成公主进藏,成为汉藏关系中的佳话。少数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。他还让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在京师任官,并与汉官同等待遇,不少番将领兵征战,立下了奇功。各少数民族首领,对唐太宗忠 心耿耿,在唐太宗病逝时,一些少数民族的酋长和将领,要求杀身以殉,有的割破面部流血,追思不已。
唐太宗实行对外友好政策,开创了同各国经济、文化交流的盛世。他修道路,开驿站,保障内外交通畅通,欢迎四方来客。唐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络绎不绝,对于各国使者,唐太宗以礼相待,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。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,波斯人(现在伊朗)、大食人(现在阿拉伯国家)、回纥人(西北一带少数民族)在所有的较大城市都留下他们的足迹。有腰缠万贯的珠宝巨商,有放债牟利的高利贷者,也有卖药材开酒坊的小商人,还有卖胡饼的穷波斯,五行八作无所不有。而中国特产的丝绸、茶叶也通过驼队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。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,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,包括学者、艺术家、医师、工匠、留学生、宗教徒、官员,他们肩负摄取中国文化的使命,竞相来唐。长安的国子学和太学有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渤海、日本的留学生,唐负担留学生的全部费用。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,促进本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,如日本以唐朝的政治、经济制度为蓝图的大化革新就是圣德太子在留学生协助下进行的。中国的仁人志士也相继出访,周游东西方国家。如玄奘和尚曾去天竺国(今印度)取经,回国后除从事译经著述之外,还写出《大唐西域记》,介绍中亚、印度等地的社会情况。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,对外国的科技、体育、音乐、舞蹈都加以吸取。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,而唐太宗则是唐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人。
唐太宗传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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